精选学术推介 上财商学院李溦、聂光宇和王子合作发表国际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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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间，我院教师以“双一流”建设为使命，勇担人才培养时代使命，以世界一流为标准，加强科研攻关，深扎教育一线创造出国际二类的学术成果。本期推介成果为上财商学院世界经济与贸易系李溦助理教授、聂光宇副教授和王子助理教授共同发表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的论文：“Trade, FDI, and Global Imbalances。

　　王子：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上财商学院世界经济与贸易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跨国企业、经济增长。

　　全球失衡（global imbalance）特指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与经常账户出现的大幅失衡现象。其具体表现为，美国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持续性的资金流出与经常账户赤字，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大幅资金流入与贸易盈余。全球失衡现象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长期以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同时在近期愈演愈烈的“贸易战”背景下，也成为了不同国家政府间经贸冲突的导火索。

　　我们从数据中可以观察到，全球失衡现象，是与全球贸易与跨国投资的大发展同时出现的。从下图中可以看出，随着贸易与跨国投资成本的下降，全球贸易占世界GDP的比重由1992年的40%增长到2017年的60%，而跨国直接投资（FDI）占GDP比重由10%猛增到40%。与贸易与资本自由化相伴而来的，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及经常账户的大幅失衡。以中美两国为例，这种失衡现象在2006年左右达到顶点。

　　我们的文章试图回答，全球失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成本下降导致的。假如没有贸易与跨国投资的自由化，那么全球失衡现象是否还存在？而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逐渐成为“世界工厂”，是否导致或加剧了全球失衡这一现象？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对理解全球失衡的根源和影响，及评估旨在减少失衡的政策的有效性上至关重要。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定量模型，能够同时满足如下两个要求：第一，能够模拟多个国家和地区间复杂的贸易来往和资本流动；第二，模型产生的贸易及经常账户失衡与现实中观察到的数据一致。

　　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的多国动态模型，用以量化分析贸易与跨国投资成本下降对于全球失衡的影响。这一模型包含两个关键部分。首先，我们采用Ramondo and Rodríguez-Clare (2013)构建的结构性贸易模型，来分析存在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多国静态模型。在这一模型框架下，我们可以得到解析解，便于模型参数与实际数据的匹配和校准。其次，我们基于国际宏观经济学里理性预期的动态优化模型，探讨了各个国家最优的跨期决策，即不同国家是如何根据对于未来的预期选择资本积累与国际借贷行为的。

　　在这一动态模型框架下，贸易与经常账户失衡的现象主要通过如下两个渠道产生。第一，消费平滑效应：国际贸易与投资成本的下降导致了不同国家增长的预期不同，增长率高的国家会通过向增长率低的国家借钱来平滑消费。第二，资本回报效应：在FDI自由化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往往由于其金融市场发达，科技水平领先，成为跨国公司的总部，因此有较大的对外投资，并能够获得大量的海外投资收益。FDI成本下降增强了发达国家的投资动机，促使这些国家增大其贸易与经常账户逆差。在研究全球失衡的文献中，本文是第一篇探讨这种资本回报效应与全球失衡关系的文章。

　　为了量化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自由化对全球失衡的影响，我们使用1996-2014年的数据，重点关注5个主要经济体：中国，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我们的模型已经考虑了在这段时间内5个经济体劳动力人数、科技水平，跨期偏好等方面的变化。我们首先通过双边的贸易与投资数据，以及各个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与资本回报的数据，得出双边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成本。我们发现，在这一时间段，贸易与投资成本均有大幅下降。例如，中国的出口成本平均下降36%，美国的外向投资成本平均下降18%，而内向投资成本平均下降30%。

　　在求解这个模型之后，我们就可以运用“反事实分析”的方法，定量评估贸易与跨国投资成本下降对于全球失衡的影响了。

　　我们首先在模型中假设，5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与跨国投资的成本固定在1996年的水平不变，来观察全球失衡程度的变化。这一研究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对于全球失衡现象有显著影响。如果贸易与投资这两方面的成本均保持不变的线年全球贸易失衡将比现实中下降49%，而经常账户失衡会下降23%。

　　特别的，在这一过程中贸易成本下降与跨国投资成本下降所起的贡献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只保持双边贸易成本不变的话，模型中全球失衡的程度与现实中非常接近。这说明贸易自由化对于全球失衡的贡献是很微小的，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全球失衡起主要作用的是跨国投资自由化。我们的分析结果详见下图。

　　在另一个实验中，我们研究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我们将2001年后中国的贸易和FDI成本固定在2001年的水平。结果表明，2001年以后中国对外开放对全球贸易和贸易失衡的影响很小。从直观上看，中国贸易和FDI成本下降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影响。首先，它使中国成为一个更好的出口平台，吸引了外国投资，从而增加了中国的净出口。其次，它触发了消费平滑效应，使中国更愿意借贷，从而减少了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

　　特别的，我们发现，即便中国的贸易与投资成本维持不变，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将转移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其经常账户赤字的变化很小。该实验的具体结果如下图所示。

　　在最后一个实验中，我们将探讨美国跨国公司在形成全球失衡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将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成本固定在1996年的水平，那么从1996年到2006年，全球贸易失衡的增长将比数据中显示的少20%，而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增长将减少24%。这一结果突出了FDI资本回报效应。在我们这个存在跨国投资和国际借贷的模型里，因为金融市场健全，科技水平发达，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体中起到的金融中介的作用。在FDI成本下降的情况下，具有技术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会越来越多地向其他国家借款融资，并同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来赚取股权收益。而全球失衡的加剧是这种金融中介发展的副产品。我们的定量分析表明，美国跨国投资成本的下降，可以解释全球贸易失衡的20%，以及经常账户失衡的24%。该实验的具体结果如下图所示。

　　在理论上，本文通过构建了包含贸易与跨国投资的多国动态模型，定量分析了贸易及投资自由化对全球失衡的影响。FDI 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际经济活动联系紧密，且在多种国际资本流动形式中数据最为丰富详细，这极大的便利了我们的定量研究。本文在理论上将结构贸易理论中的引力模型与国际宏观经济学中理性预期的动态框架结合，可以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理论框架。例如，学者们可以定量研究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此外，之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将不确定性嵌入到模型中，探究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在实践上，本文的量化结果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根据研究结果，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出口上升，并不会对全球失衡现象构成影响。同时，美国的制造业迁回政策可以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并通过提升美国劳动需求提高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