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14位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共论产业、民生热点，延迟退休引热议，专家这样建议……

全国两会期间，14位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共论产业、民生热点，延迟退休引热议，专家这样建议……性吧有你 春暖花开 廖丹 2021年既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今年如何迈好第一步？政府工作报告已擘画好蓝图：GDP“预期增长6%以上”，是坚持“要增长但不唯增长”；CPI“涨幅3%左右”

廖丹

2021年既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今年如何迈好第一步？政府工作报告已擘画好蓝图：GDP“预期增长6%以上”，是坚持“要增长但不唯增长”；CPI“涨幅3%左右”，折射的是稳发展保民生信心；城镇调查失业率“5%左右”背后，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谁站“C位”、数字经济能否为投资划下新赛道、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钱”怎么筹、延迟退休是否真有必要……

两会期间，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与知名专家学者做客与百度财经联合出品的2021两会特别系列《代表委员面对面》栏目，在六期直播中就上述民生热点分享真知灼见，献“良策”、献“药方”。

“双循环”有何堵点？流通费用高、技术“卡脖子”

“十四五”将关键词落在了“双循环”。循环需要畅通，但目前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哪些比较突出的堵点？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指出，从新发展格局的“堵点”来看，有“三大”尚未形成：

一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没有完全形成；

二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消费主动力还没有形成；

三是 “双循环”高质量发展的节点还没能准确把握。

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则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来解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过程中的“堵点”：

在生产领域，一是生产相对过剩，二是生产技术含量还不够高，一些行业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

在流通领域，一是流通费用比较高，二是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比较高；

在分配过程和分配环节上，在国际分工中，过去中国在一些核心领域缺少核心技术，因此在国际贸易中没有获得高额利润；

而在消费领域，国内消费的比重还相对比较低，国际消费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程恩富看来，要克服这些堵点，就需要深化改革、科学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设中，切实提升内需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如何重启消费？程恩富在对话中指出，很大程度上与改善分配有关，如果单纯靠高收入人群提升消费，那就会遇到递减规律的阻碍。

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林采宜也认为，刺激消费首先要解决分配的问题，若国家要调节税收政策，重点不是在所得税方面动脑筋，而是在财产税方面。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林采宜

魏建国：内需是建立以国内为主的大循环的主动力

全面注册制怎样推？完善法律环境 加强投资者保护

2019年7月22日，首批科创板25家企业挂牌上市。目前来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取得了一个成功的开局。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提到，注册制是资本市场新的里程碑，科技创新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改革来解决融资问题，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

科创板采取注册制，并在制度方面完成了很多的这种创新，比如市场化询价、引入保荐跟投、扩大涨跌幅限制……这是我国资本市场经过30年的发展，向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我们也看到，新的交易制度因为还不够成熟，也催生了一些问题，比如“盲目打新”“炒小炒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田轩表示，这需要有更多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来进行风险约束，保证市场向更加成熟的方向的发展。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田轩

那么，除了退市机制、交易机制方面，全面注册制改革下一步工作重心还有什么？周延礼表示，提高机构投资者占比是下一步考虑的重点。前期银保监会出台政策鼓励保险公司提高投资资本市场比例是极大利好。此外，注册制改革的核心是信息披露，要完全解决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目前又是否具备全面注册制改革的条件？田轩指出，全面落实注册制，主要需要两个外部条件：一是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环境；另一个是成熟的投资者保护环境。从目前情况看，全面推行注册制的基础条件已初步具备。

田轩-全面推行注册制的基础条件已初步具备

如何抓住数字化机遇？仅做C端不够，要从B端突破

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已然成了打造新优势、引领新发展的新动能。那么，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吗？该如何捕捉这轮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看来，从趋势上来看，数字化应该还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

“十三五”时期是中国消费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期，如今，数字化从消费端向生产端延伸，王一鸣判断，产业互联网领域也会涌现出一些新的平台，而这些平台有可能会超越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掀起新浪潮、工业互联网大力推广、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加快……十四五期间，这些方面将孕育大量新企业。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也表示，数字化转型仅仅说C端是不够的，一些地方在C端如果找不到机会的话，怎么从B端突破？这就需要从政策、生态、环境、人才等方面为企业转型真正做出赋能。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

在王一鸣看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带来高端生产要素的集聚，会形成平台与人才集聚的互动和循环，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王一鸣说，从这个视角来看，培育新动能是一个交互的过程。

信息化浪潮中，被落在后面的区域、产业和群体，他们又该如何跨越这道“数字鸿沟”？

邵宇表示，数字技术，主要就是ABCD四种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从事这些技术开发的企业是作为整个新动力的引擎类公司，值得关注。若能够掌握诸如人工智能技术核心的元器件以及新能源相关企业，并对它进行早期投资，则有望“跑赢印钞机”。另外，除了数字技术，能源技术也特别重要，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结合，就是数字加新能源，这肯定就是完美风口。

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不可逆，但总有部分区域、产业和群体有所滞后，如何帮助他们跨越“数字鸿沟”？ 王一鸣表示，未来，城市群、中心城市、大都市圈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加快数字化进程，这可能是区域间弥合数字鸿沟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邵宇也表示，弥合数字鸿沟比较难的是产业层面，能不能给B端企业一些机会非常重要。头部平台型企业心态要端正，可以投资，但别控股，最好去赋能，要设立合理边界，不必把自身搞成“巨无霸“。

邵宇-数字化转型仅做C端是不够的，还要从B端突破

延迟退休年龄如何确定？建议国家划定范围，决策权交给百姓

数字化浪潮滚滚向前推进时，淘宝、美团、滴滴……这些网购、外卖等平台经济的兴起带动了上千万人群就业，也带来了平台就业人员的社保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平台经济领域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工伤保险问题。但社会工伤保险的主办者主要是雇主，而平台就业人员的雇主实际是虚拟的，以至于工伤保险很难覆盖到他们。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如何解决？郑秉文提出了一个可以尝试的办法。他表示，工伤保险改革的方向在于商业保险中的意外险，可以定制一些意外险，以团购的方式降低价格。

除了平台就业人员，对于诸如农民工这类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制度又该如何健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坦言，若要现在就拿出一个完整方案，其实是有难度的。但国家通过建档立卡对贫困户进行精准扶贫，这让董克用受到启发，他表示，社保领域或可以探索“精准社保”。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

社保中，医疗与养老保险是各种业态就业人员都可以参加的，覆盖面很广。但随着医疗的进步，人均寿命的提高，养老金收不抵支是大势所趋。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海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管清友也提到，要辩证看待养老金缺口问题。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海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管清友

2020年底出版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2029年养老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2036年累计结余将耗尽，此后每年出现缺口。

在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支出压力下，是否非延迟退休不可？

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上，我国采用的是现收现付、代际抚养的方式。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出现问题的时候，国际上首先想到的就是延迟退休。

董克用指出，就我国情况来看，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划定退休年龄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国家应设立延迟退休区间（比如60~65岁）并细化政策，再将最后的决策权交于百姓手中。此外，考虑到工种差异和劳动者实际工作年限，延迟退休的政策中还应该留有弹性空间。

推行延迟退休，除了要解决工作何时退、养老金何时领等问题，还要面临年轻人就业空间是否会被挤压、老年人年过半百是否会被裁员等难题。

董克用表示，延迟退休是否会给年轻人就业造成挤压要从不同层面分开讨论。专业技术人员有很长时间的人力资本投资，发挥技能的时间越长越好，他们延迟退休实际对年轻一代不会造成影响，因为在这些领域本来年轻人就不是那么容易替代老年人的。

而在我国的劳动制度上，劳动合同有固定期限与无固定期限之分。在延期退休的大背景下，五六十岁的他们确实可能面临被裁员的窘境。董克用指出，我们若要推行延迟退休制度，还要在劳动制度上相配套，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董克用：延迟退休年龄如何定？

如何稳定民企预期？多用制度性政策 减税要“单方”变“复方”

近两年，国家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为广大市场主体松绑减负，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转型升级、稳健发展。尤其是去年受疫情冲击，国家减税降费力度更是空前。在持续大规模减税降费后，今年政策将呈现哪些新特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近年来，一年比一年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减税降费规模应当说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点。随着今年经济的恢复，一定要考虑财政的可持续性，根据各方面综合判断，很难说再有去年那样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减税降费对于稳定企业短期经营来说，作用是立竿见影的，但是真正要面对未来，需要一个长期的确定性，让民营企业在做战略考虑时对未来是可预期的。他表示，应将改善民营企业预期与减税降费制度结合起来，尽可能地采用制度性减税降费。

刘尚希举例表示，如果把减税降费比作一味药的话，它就是单方，那么也必须有其他的“药”跟减税政策配套（譬如减少民营企业准入障碍等政策），形成复方，增强宏观经济环境的确定性，民营企业的发展预期会进一步稳定。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白云电器董事长胡德兆也表示，减税降费大大增强了企业信心，降低企业的经营负担，优化营商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白云电器董事长胡德兆

刘尚希-将改善民营企业预期与减税降费支付结合起来

如何扩大国内消费？打造区域消费中心 调节收入分配格局

2020年疫情影响了传统消费，但也加速了线上经济的发展，“促消费”成为本次两会的热词。目前国内市场哪些领域最具消费潜力？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扩大消费先要让老百姓钱包鼓起来，那该如何进一步提高老百姓收入？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认为，增加老百姓收入可以在两个方面发力。首先，要调节政府收入和民间收入之间的分配结构。随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在这方面的投资收益率越来越低，此时把收入从政府向民间转移，有助于提高消费。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

另外，苏剑强调，还应当调节收入分配的格局，让收入分配更为平等化。

有了消费能力与消费愿望，如何将消费资源“聚拢”？“十四五”规划草案提出，要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苏剑认为，打造消费中心，第一还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其次，国家还应该在消费政策方面做一些调整。

全国政协委员、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煜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房子，人们非住宅之外的可支配收入占比越来越高，可以拉动其他消费方式的增长。接下来，我们消费升级的方向在哪里？苏剑认为，其实主要是服务的消费。服务消费方面首先就是安全的消费。而大量的数字经济都是服务消费相关的，比如互联网通信。

全国政协委员、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煜

苏剑：调节政府收入与民间收入分配结构有助于扩大消费

记者|廖丹 编辑|孙志成 杜恒峰

校对|何小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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