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中国，此时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造就这一奇迹的经济发展方式，却遇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投资、出口的拉动力越来越小，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越来越高，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紧。

　　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滚滚向前、洪流不息，最宝贵的经验之一，就是不断改革——用改革激发活力，让人民群众从改革与发展中受益。今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用更高质量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要用更坚定更深入的改革来破解。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老路既行不通又走不远，必须开辟新的发展路径，激发经济潜力，引领经济发展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开启了一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向更高形态发展的结构之变。

　　中国虽然短期内稳住了增长，但是，从2011年起，带动中国经济三十年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速同时下降，经济增速持续下行。

　　此时，中国人的海外消费却在上升。近年来，从奢侈品到普通生活用品，每年中国人有上万亿元人民币花在国外。而此时的中国企业呢？大量产品卖不出去，日子越过越难。钢铁、煤炭、水泥等多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利润减少。

　　难题与希望并存，低迷与活跃并存，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经济结构要调整，但新的结构是什么？内生动力从哪儿来？

　　社会各界、市场、各级地方政府，甚至包括在部门当中，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在2013年的时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在部署第二年经济工作当中，就用了“新常态”这样一个提法。

　　“新常态”，在2013年的现代汉语词典里，还找不到这个词。若干年后，当人们回望历史，一定会更清晰地理解，这是习总给中国经济的未来确立的全新历史坐标。

　　2014年一季度，中国经济7.4%的季度增速创下24年来的最低点。这再次引发是否要加大经济刺激力度的讨论。

　　5月，习总在考察河南时指出，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要有历史耐心。在此次考察的新闻报道中，“新常态”一词，在公众视野里第一次出现。

　　两个多月后，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总再次提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4年11月，在北京APEC工商峰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他首次对“新常态”一词进行了系统阐述。

　　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速度、结构、动力，六个字，三个关键词，勾勒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内涵。这是习总深刻洞悉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判断。

　　习总用“新常态”来定义当下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这当中透射出的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战略定力，扫清了人们思维上的迷雾，对中国经济“怎么看”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了鲜明回答。

　　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总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习总继“经济发展新常态”之后作出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它回应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该“干什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总亲力亲为，连续开了三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来研究。第一次是确定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次是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单项方案的工作思路，接下来第三次的财经小组会是研究具体的工作方案。就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最后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

　　去产能，让绝对过剩的产能退烧去热；去杠杆，消除瘀堵虚肿，让资金血脉畅行；去库存，消除困扰发展的炎症病痛；降成本，减税降费，为企业休养生息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补短板，提升基础设施、加强公共服务、培育发展新产业，让经济社会发展强身健体。

　　2016年，化解煤炭产能超过2.9亿吨，压减粗钢产能超过6500万吨。中国经济，以壮士断腕的决绝，向旧的发展方式告别。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任务，都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的形成，而呈现纲举目张之势。

　　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进一步拓展到农业、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等多个领域。

　　佛山，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便是改革前沿之地，也是最早尝到改革开放甜头的地方。如今，这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地级市，经济总量接近一万亿元，同时也体会着结构转变的紧迫压力。

　　去年中国陶瓷出口下降了33.75%，每公斤瓷的销售单价下降了28%。这个改变也使得中国不少陶瓷企业进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生存之战。

　　佛山陶瓷曾一度占据全国60%以上的市场。而今，高耗能高污染低价格、以量取胜的路子已经走不通了。

　　在政府的引导下，佛山14家企业联合成立了一家产业平台，集合业内专家，为陶瓷生产制定了108个原料标准和36个检测标准，更精细、更严格的质量管控体系覆盖生产全过程。连沙子、石头这些最普通的原料，都要纳入统一管控。标准推行几个月，产品优等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

　　眼下，佛山众多制造业企业都在对沿用多年的生产线进行调整。更精细的流程管控、更先进的智能装备，让产品供给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不仅是佛山，22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的中国制造，正在这场从“有”到“优”的供给侧大变革中，书写着转型升级的故事。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次着力点，就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结构之变的关键。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总带着大家回望历史。他指出，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中央认为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

　　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旗帜鲜明地提出来，体现出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提高。这是中国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

　　这幅8米多长的“万里长征图”，是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将一项社会建设工程从立项到通过政府审批的108个公章、799个审批工作日，微缩在一起画出的。这是一张精确写实的画，描述出在原有的行政审批体制下，待批项目辗转于部门之间的“万里长征”。

　　几年来，这张“万里长征图”一直在不断缩短。2015年7月，曹志伟建议进一步大幅削减投资项目审批事项，期待着画出个3.0版本。

　　以前我们做“万里长征图”，每一个事项提问题，叫做“针针见血”，3.0的改革必须是什么？“刀刀见肉”。

　　曹志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上交了削减行政审批环节的提案。他建议削减的审批事项有76个，回复显现变化的是23个，线个。

　　党的以来，国务院各部门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18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283项。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削减比例累计接近90%。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中的87%，改为后置审批或取消。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得到了有效落实。

　　价格改革，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比重提升到97%左右，我国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已基本建立。

　　在金融领域，利率管制已基本放开，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提高；民营银行设立进入常态化审批；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不断深化。存款保险制度已经推出，金融安全网进一步健全。

　　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市场体系不断完善，正为中国经济的结构之变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速度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用力用到深处，必定落在寻找新动力、挖掘新动能上。

　　由此，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加速更换动力的顶层设计。在习总的系统部署和强力推动下，中国正在大踏步跨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

　　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认为，其实中国丧失了多次科技和产业的机遇，才使得我们落后。所以当前我们必须要抓住现在的，新一代科技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机遇稍纵即逝。

　　当今世界，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性突破的先兆。以创新之力撬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始终是习总关注的焦点。

　　2015年11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创新”作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首，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创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印发，建立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打破条块分割，整合资金支持；制定国家实验室发展规划、运行规则和管理办法，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加强基础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改革，正在改出国家创新力的根基，正在改出更鲜活的经济新动能。不竭动力，正如涓涓细流，汇成江河。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环节，就是释放创新人才的最大潜力，实施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造的热情。

　　党的以来，人才的走向有了新变化。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开辟事业，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归潮。

　　那天总作完报告以后，我去送他的时候，多叮嘱了我一句话，万钢同志你观察到没有，和科技人员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掌声，是从后面往前边来的，楼上往楼下传的。我也观察到，后面坐的是年轻的科技人员，要从掌声中感受到科技人员的期盼。

　　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新的三大战略。

　　以后，习总就提出，可以考虑在河北比较适合的地方，规划建设一个适当规模的新城，来集中承载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经过多轮科学、严密的论证，有着充裕发展空间的雄安，被选定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将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一起，形成北京新的两翼。

　　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始终是土地问题。波澜壮阔的改革，发端于土地，收获于土地，也不断在土地上捕捉着深入推进制度变革的新契机。

　　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抓住“土地”这个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做出了一篇以“三权分置”为龙头的，有内容、有气势的改革文章，为进一步破解“三农”领域诸多难题，为大幕徐徐拉开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搭起了壮阔的历史舞台。

　　天长农民徐长林，2013年把15亩地流转给了当地的种田大户，外出打工去了。合同签的是12年，但仅仅一年后，徐长林又把地要了回来。

　　睡不着觉，就想来想去，地要是真没了我怎么办？咱老百姓靠地吃饭对吧，一旦我打工不能打了怎么办，那没办法了。我就想了这么个歪点子，给它要回来。

　　把地转出去的不踏实，把地转到手里来的也不踏实。种田大户张治岑，从镇里农民手中流转了500多亩土地，但后来有村民反悔。一气之下，张治岑解除了合同。

　　2014年9月29日，在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习总用“三权分置”的思路，给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定了调。

　　“三权分置”，就是将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拆分开，承包权归承包户，而经营权流转给愿意种地的经营主体。

　　总他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历史耐心。因为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是农村的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也反映了农民的最根本的利益。三权分置，是继家庭承包经营之后重大的制度创新，可以说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制度性安排。

　　2016年8月30日，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两个月后，文件正式发布。

　　天长农民徐长林又找到原来的种田大户，把土地再次流转给了他。种田大户张治岑又流转来了450亩土地，扩大了经营范围。他的家庭农场，2017年预计纯收入能到35万多元。

　　如今，全国有7000万户农民流转了土地，占全部农户的30%，土地流转面积占到总的承包面积的35%，农业经营规模化程度明显提高。

　　这是孟子在2300多年前写下的、对人性朴素而深刻的认识。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总引用了这句话，再次强调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

　　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企业家也跟我们反映了一种情况，说什么呢，叫“小富即安、大富不安”。如果他们的产权得不到保护，那么他们做到一定规模就不想再做了，钱挣得越多心越慌。

　　2016年8月，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11月，这个文件以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明确提出依法保护产权。

　　这个文件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最为关心的法人财产权、自然人财产权、知识产权保护这样一些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在中央关于产权保护的意见公布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很快出台了配套的具体意见，并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

　　2017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五次会议上，《民法总则》审议通过，明确提出法律保护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这个都要平等地保护。过去相对来说，对民营企业的保护要弱于国有企业，所以这一次强调都要一样，机会平等、权利平等、规则平等。

　　石油、电力、铁路等多个行业开始向民间资本打开大门。2016年12月，首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速铁路在浙江台州开工建设。

　　国企改革，不是要把国企改散了、改垮了、改没了，而是体现“两个毫不动摇”，优化国有企业布局，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携手共同发展。

　　在考察吉林时，习总特地来到两家国有企业。他指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2015年8月24日，《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以此为统领，国企分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资监管体制、加强党的领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多个配套文件出台，共同形成了国企改革的设计图、施工图。国企改革“1+N”体系就此搭建完成。

　　初春之夜，上海郊区的这个宾馆里，许多人无法入眠。他们是国企东航物流公司6000多名员工的代表，讨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改制和人员的重新安排。

　　体制机制的束缚，曾是这家企业最大的困扰。工资薪酬不能随业绩增长而提高，企业留不住人，公司管理层无法自主经营决策。

　　这次，100%国资的东航物流公司，将面向社会出让45%的股权，以引进新的战略投资和财务投资者。同时，员工持股10%。

　　国企改革挺进深处，提升效率。国有资本布局不断优化。党的以来，央企已从115家减少到102家。10家中央企业完成重组，优化了核心竞争力，提高了国有资本效率。10家企业开展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收放之间，国有资本、国有经济在优化中壮大，公有制基础更加牢靠。

　　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者应有的担当，更是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期待。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形成了崭新的开放格局，在自身的深刻变革中，正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变成更有影响力的思考者、更有作用力的推动者。解决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站在这个高度上布局谋篇。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联方式，正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向“优进优出”转变；产业体系正从国际分工协作的局部，跃升至与整个全球价值链深度铆合的全流程再造；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不断壮大，开启全球布局，我国已从资本净流入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发端，至全国11个自贸试验区，一批与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正在试验、复制、推广。

　　这不只是发展物质的项目，还能凝聚民心。这不仅是为了发展，还有和平。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价值所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以及中国自身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是“丝路精神”与经济全球化理念的有机结合；是开创包容性全球化道路的一种有益尝试。

　　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国家，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所以中国必须创造自己的改革方式。虽然今后改革还有很多路要走，但在我看来，中国做出的这些抉择令人钦佩。

　　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回答了对中国经济“怎么看”的问题。

　　这一系列重要思想，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光芒，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在这段新征程上，中国经济的结构之困正在被一点点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实现领跑，满足新需求、吸纳就业更多的服务业不断壮大。

　　在这段新征程上，中国经济的新动能蓬勃而出，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超过56%，航空发动机、量子通信、深空深海探测，上天入海，一大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接连取得突破。

　　在这段新征程上，物价连续四年保持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在3%以下，百姓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基本同步，每年1300多万人找到新的工作。

　　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以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带领中国人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扣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大力转变发展方式，奋力突破结构之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常青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