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汇丰制造业PMI终值49.6 创7个月新低

　　12月31日消息，汇丰银行公布中国1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49.6，创7个月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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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固然可以从全球经济的下行动态中找到解释，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经济的长期走势自有其内在的规律；而且内因显然占据主导。近来，有关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理论界多有探讨。在各类研究中，我们认同“三期叠加”的概括，即，自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基本结束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我们以为，这一概括不仅明确划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而且精当地指出了发生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

　　进一步分析，在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消化前期政策效应三者间，核心因素显然是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因为，消化前期政策效应，既非实体因素，亦不会延续许久。如果我们将对速度变化和对结构调整的分析综合起来，自然可得结构性减速的概括，因为，增速换挡是现象，结构调整是原因。基于这一逻辑，我们认为，结构性减速，构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可以佐证我国的结构性减速趋势。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的预测结果显示，在2011~2015年、2016~2020年和2021~2030年三个时段内，中国潜在增长率区间分别为7.8%~8.7%、5.7%~6.6%和5.4%~6.3%；增速递减的趋势甚为明显。

　　无论如何解说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都构成其主要外在特征。这一表象，致使很多研究者较多地关注其负面含义，更有甚者，少数研究者索性将之与“经济衰退”甚至“硬着陆”等量齐观，心怀叵测者更据此再次唱衰中国。

　　增长速度下滑仅仅只是新常态的外在表象。新常态区别于常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它是经济发展离开常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换言之，新常态孕育着革命性转变。在全球范围内，新常态意味着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调整、治理体系的重塑和大国关系的再造；在国内，除了上述全球共性，新常态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走过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将从根本上脱离开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走上追求质量、效益、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由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换言之，新常态再次给我们带来了发展机遇，并在新条件下与时俱进地为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赋予了全新的内容。我们一定要从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性特征出发，保持战略定力，全面调整理念、心态、战略和政策，迅速适应新常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和法治结构，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去投资依赖

　　新常态为去除投资依赖症提供了必要环境。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各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其动态，来分析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进而揭示新常态的去投资依赖作用。

　　可以明显地看到，经历了2008年的暴涨以及随后2009年的暴跌之后，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趋于稳定，其绝对值保持在小于5%的范围内。鉴于国际环境进一步趋紧和国内出口部门结构调整，研究者一致认为，这种状况今后将长期持续。

　　除去净出口，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体相仿。考虑到国内消费长期相对稳定且变化缓慢，这样的推论就应当成立：倘若投资增长率下降，我国gdp增长率将随之下降。事实正是如此。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多年来一直保持在平均26%左右，但是，自2011年缓慢下降之后，在2013年降到18%，2014年上半年更降至16%。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节节下降，我国gdp增长率亦步亦趋，也逐渐降到7%~7.5%之间。

　　以上分析表明：投资增长率下降是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因。这意味着，如果说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之一，就是改变依赖投资的增长格局，那么，新常态无疑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宏观环境。这正是我们多年孜孜以求的局面。

　　挤水分

　　国民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逐渐减弱，还为去除我国经济中的水分，提供了有效途径。

　　说到经济增长的水分，人们立即想到的是“虚报”，是统计数据的浮夸。地方政府高报经济成果确是事实，但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水分，主要并不表现在统计数据的浮夸上。因为，存在着另一类因素，即中国经济高速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漏统”，可能会抵消虚报而有余，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的实绩可能比统计数据显示的还要高一些。基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一个可称为“货币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国民产出通常难以被统计体系及时、全面、准确地捕捉到。有两个大家熟悉的事实可为佐证。其一，我国分别进行过两次全国性经济普查，每一次普查之后，统计当局都向上修正了原先的数据，修正幅度接近10%。其二，长达20年来，我国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着高于实际gdp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的态势，换言之，在相当长时期中，我国一直存在规模很大的货币供给找不到对应的去处，用专业术语来说，即我国长期存在大量货币“迷失”现象。实践上，货币迷失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有一部分国民产出未能被及时、准确、全面捕捉到，造成gdp低估；或者，物价上涨的水平被低估了。在现实中，这两类情况都客观存在。

　　我国经济中的水分，主要应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寻找。众所周知，投资在当年是内需，它直接被计入经济增长率中。对此，可有两问：其一，年复一年的投资是否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显然，如果投资不能顺利地形成生产能力，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其二，假定投资形成了生产能力，那么，这些生产能力是否被充分动用了？显然，如果生产出的产品因无对应需求而形成积压，或者，因市场需求不足，这些生产能力自形成之日起就没有充分甚至根本就没有发挥过作用，而且是在大量人群收入水平未能提高，从而消费力不足的同时出现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与这种状况对应的经济增长便是水分。毋庸讳言，产能过剩这种水分，已经构成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死荷重”。

　　如果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下降无非只是压缩了上述水分，这种减速就值得我们举双手欢迎。而且，不断地挤出经济增长中的水分，正是提高效益、提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路径，也正是我们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

　　创新驱动

　　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其主要动力将由过去的要素规模扩张全面转向创新驱动。从体制保障的角度看，要实现创新驱动，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确立“正向激励”(gettingincentivesright)机制；二是“理顺价格”(gettingpricesright)。换言之，我们必须在创新驱动过程中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落在实处。

　　“正向激励”是指重构创新激励机制。我国这一机制存在明显缺陷，既表现在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也表现在对人力资本的薪酬和产权激励机制尚不健全。应对此状，亟须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对违法者的惩戒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可信的威慑力量；同时，构建人才创新活动的科学评价和有效激励机制，如推行技术入股和技术期权制度，大力推进“技术资本化”，使技术人员获得强大创新动力。

　　“理顺价格”是指充分发挥要素价格的导引作用。实践一再证明，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下，各种生产要素相对价格会灵活变动并引导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经济增长方式自身会逐步地从粗放走向集约。但目前中国的现实是，由于要素市场化程度不足，导致要素价格被扭曲和低估，直接刺激了市场主体密集使用相对廉价的有形要素，而较少有动力和压力投资于自主创新。纠正这一局面的关键，是要理顺价格信号，通过持续推进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形成要素的有效定价机制，使要素价格能够“逼近”供求决定的真实均衡水平。在此基础上，微观企业当能建立理性的主体预期并不断校正其主体行为，从而建立起持续创新的机制。

　　除了发挥市场在创新驱动中的决定性作用，还应“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应当承认，在创新过程中，一些外部效应没有办法被市场完全考虑，比如，企业创新升级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公共知识，基础设施建设会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提高投资回报率。由于这些外部效应无法完全通过市场途径内在化，需要政府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方面发挥应有作用。但同时也应强调，政府在产业选择、技术选择方面，不能过度干预，更不宜自己“亲自上阵”。近期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一些新兴产业所经历的巨幅震荡，就与政府主导背景下押注错误的技术方向，以及大规模重复投资不无关系。我们认为，倘若要实行产业政策，为克服政府失灵，有必要区分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lall，1994)的差别，明了直接干预型和间接诱导型产业政策的分野。这里的核心要义是，产业政策应是矫正市场失效的工具，而不是替代市场的安排；是引导企业行为的正向激励框架，而不是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口实。

　　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场

　　新常态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进一步理顺。首先，当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要积极应对新常态下要素供给结构和效率的新特点，坚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创造一种竞争性的市场条件，充分揭示各类生产要素稀缺性并据此确定价格，以此引导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主要包括：在城乡一体化的总框架下，促进土地等生产要素跨越城乡藩篱自由流动，提高配置效率；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资金更多地流向创新型企业；加快推进水价、电价改革，并不断完善成品油、天然气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充分发挥价格在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中的杠杆作用等等。

　　其次，在gdp赶超时代渐行渐远的背景下，我们理当进一步规范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为，完善政绩评价体系。在旧常态下，地方政府往往扮演“准市场主体”的角色，在以“gdp为纲”的政绩考核框架下，它们积极参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特别热衷于粗放的、“大干快上”式的投资和资源开发。尽管这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和就业，为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了支撑，但也遗留了产能过剩严重、债务负担高企、资产泡沫明显、资源能源消耗巨大、环境污染加剧等诸多深层问题。新常态将弱化gdp考核机制，而将居民收入、就业水平、社会保障、维护治安、环境保护等多项民生指标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如此，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和自身的投资冲动方能有效遏制，解决长期存在的“越位”和“缺位”同时并存的痼疾，方才有了条件。

　　生态文明建设

　　从更广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类在地球上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取决于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与可持续性。忽视环境与生态的发展，会从根本上破坏发展的可持续性。绿色发展是人类共同的目标。过去30余年我国的高速增长伴生了高污染排放和环境破坏。严重的生态破坏，对我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据相关机构测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有所降低，但仍达4%左右。如果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此类经济损失，我们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只有5%左右。不讲生态保护的增长，直接减少了人类的福祉，这样的经济增长当然要大打折扣。新常态下的增长，必须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注重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系列的政策设计与制度保障。在目前的经济架构下，绝大多数环保、治污、生态修复活动都被视为经济运行的“成本”，是增长绩效的“扣除”。在这一框架下，绝大多数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都成为企业负担。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负向激励”问题，我们建议修改统计方法，其基本方向是将企业在环保、治污、生态修复等领域的投入尽可能统计为国民产出。在这方面，美国业已提供了先例。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创造有效的制度，保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

　　此外，我们还要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社会公平与包容

　　在注意增长质量与效率的同时，关注社会公平和百姓福祉，促进包容性增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最近流行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piketty，2014)让全世界将目光再次聚焦于不平等和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更凸显了公平和包容的重要性。

　　在中国，制约公平和包容性增长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偏颇和社会流动性不足两个方面。

　　就收入分配来看，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意味着中等收入国家往往会面临最为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这不仅成为近年来有关“中等收入陷阱”讨论的重点之一，更在许多拉美、东南亚国家发展经验中得到验证。而中国的发展轨迹也表明，在由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的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社会矛盾增多等重大结构性问题也异常突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如piketty(2014)分析的一样，在于资本统治劳动，利润侵蚀工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3~2012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维持在0.47以上，超过国际普遍认可的0.4的警戒水平。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已经引发人民群众对社会公正、决策参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的强烈不满。

　　从社会流动性来看，中国确有陷入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固化的危险。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间，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有所上升。但在近十余年中，社会流动性又趋于下降。从长远看，这种趋势的延续，可能固化既得利益和贫困阶层，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使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失控。这种状况，比静态的贫富悬殊更值得忧虑和关注。因此，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将致力于减小收入分配差距和提高社会流动性，实现公平和包容性增长。

(责任编辑：df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