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体系还缺什么

　　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仍是融资难。这已成为制约“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深入推广的障碍之一。因此，构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金融支持体系，现实意义十分重大。

　　国企负债高，民企融资弱

　　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自有资金不足，二是融资困难。

　　首先，国有企业的负债率普遍较高。数据显示，2013年国有企业整体资产负债率为66.7%。其中，中央企业资产负债率66%，国有大型企业为63%，国有中型企业64.3%。

　　在此背景下，国企以负债来扩大投资性支出的空间越来越小，亟需通过增资或发行优先股等方式来充实资本，并借助基金、股权投资机构等财务投资人进行联合投资，进一步推进其“走出去”。

　　其次，民营企业资金普遍较弱。一方面，民营企业资金来源和融通渠道受限严重，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较高、贷款信用担保业务进展缓慢，银行与民营企业的合作还有待于提升。另一方面，直接融资也面临制约。如债券发行审核手续繁琐，债券发行和上市条件中对企业财务指标、盈利能力以及净资产规模等要求，制约了规模较小但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

　　再次，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低，间接融资仍占主导地位，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有待进一步推进。

　　2014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达16.4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通过银行体系发放的各类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76.83%，企业债券融资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仅分别占14.74%和2.64%。并且，债券发行上，截止2015年11月4日，企业债余额30130.49亿元，占债券总余额6.65%，公司债余额12571.29亿元，仅占债券总余额2.77%。

　　海外投资保险规模小，覆盖面窄。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情况看，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以及国际产能合作等领域，通常投资周期较长、资金规模较大，且一些国家的投资环境存在一定风险，亟待海外投资保险为企业保驾护航。

　　而目前，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仅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受到资本实力等因素的影响，其承保额与我国海外投资总额相比，规模小、覆盖面窄。例如，2012年至2014年，中信保承保的海外投资保险额分别为234亿、290亿和351亿美元，远低于我国千亿美元级别的总投资额。

　　硬件支撑力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长期工程，要统筹协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类企业参与，并发挥好政府作用。

　　在此基础上，要研究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拓宽我国企业的境内外融资渠道，缓解融资难的问题。同时，促进境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完善跨境金融服务，为我国企业参与“一路一带”战略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具体上，需要构建金融体系的硬件支撑和软件支持两个方面。硬件方面，主要是用好一系列“国家队”金融机构，用好已有和正在筹建的各种产业基金，协调共赢，抱团出海。

　　其一，发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中主力军作用，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具备丰富的对外投融资经验的机构，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投融资支持和服务的主力军。

　　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该充分利用服务国家战略、依托国家信用、市场运作、保本微利的优势，完善其投融资运作模式，加大对基础设施、装备制造、能源资源开发以及国际产能合作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

　　具体上，一是为境外直接投资或承包工程提供政策性贷款；二是提供出口买方或卖方信贷，即为境外买方(或买方的银行)提供贷款，用于购买我国产品，以此来支持出口，或者通过给我国企业放贷来用于生产出口产品，包括船舶、机电设备、高新技术等；三则是充分发挥信息收集、咨询规划中长期投融资平台的作用，支持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合作，支持高新技术产品、大型成套设备和机电产品出口。

　　其二，推进商业银行国际化转型，健全和完善跨境金融服务。

　　商业银行除继续做好信用证、保函、代付、汇兑等国际结算和贸易融资业务外，还应积极进行业务产品和业务模式创新，加快开发人民币跨境贸易与投融资产品、外汇交易产品与人民币跨境现金管理产品等。其方式，可采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设分支机构，与沿线国家建立代理行关系，加强汇兑、结算、融资等合作，创新便捷高效的支付工具和方式，提升跨境金融服务水平，为参与“一带一路”的企业提供“定制式”服务。

　　其三，发挥丝路基金、中拉基金以及中投海外等政府主导型基金或投资公司的对外投资平台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丝路基金等政府引导型基金，是国家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实践和体现，作为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重点是在“一带一路”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提供投融资服务。这类机构，应该以股权投资为主，结合债权投资和贷款等方式，积极吸引沿线国家的政府机构、企业以及其他中国企业参与共同投资，风险共担。

　　其四，充分利用亚投行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投融资作用。

　　在投资方式上，亚投行除了可采用贷款外，还可以使用股权投资、可转债或可转优先股等方式，还可以ppp方式来联合其他投资主体，将所在国政府、私营部门、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金等社会资本投入项目之中，损益共担。

　　在投融资运营过程中，亚投行应积极推进与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合作，充分进行知识共享、能力共建、人员交流和技术援助。

　　软实力亟待提升

　　在金融体系的软件建设方面，要做的工作还更为繁复。

　　首要，加快发展境内债券市场，鼓励机构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一方面，进一步简政放权，简化企业债券(含公司债券)发行审批流程，适当放宽债券发行规模控制，降低境内债券发行门槛，并鼓励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或外币债券，允许其将募集的资金留存在境外，专项用于“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要。另一方面，适当放开境内债券市场，选择一些沿线国家信用级别较高、商业环境较好的央行或商业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券ii”，为该国基础设施等建设提供专项支持。

　　不仅如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人民币业务亟待急速。

　　目前，我国跨境人民币业务已覆盖了所有经常项目以及对内、对外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外债等业务。下一步，应扩大“一带一路”区域内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适当扩大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人民币账户，扩大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扩大境外人民币境内投融资产品的范围，以拓宽人民币资金回流的渠道。同时，还要充分借助人民币全球清算体系的运行，进一步促进人民币跨境双向流动。

　　接下来，是大力推进金融租赁业的发展，将金融和产业融合向结合。

　　作为与实体经济结合最紧密的金融业态，金融租赁集融资和融物于一体，能有效解决高铁、船舶、通讯设备等大型成套设备的资金需求，缓解这些高端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资金压力，促进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走出去”。

　　此外，金融租赁还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融物难的问题，能够针对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为企业提供更便捷、经济的融资融物渠道。

　　深化与“一路一带”沿线国家的区域金融监管合作。一方面，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加强与所在国监管机构之间在货币稳定、投融资、信用评级等领域合作，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

　　另一方面，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构建“一带一路”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危机处理应对机制，实现对区域内各类金融风险的有效分析、监测和预警，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确保区域金融稳定。

　　由此，软硬件兼具的金融体系，才能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强有力的后勤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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