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谒之苏北宋佳话
苏子东坡：受教欧公情谊长
一代学人：大力呼吁振师道
重视教育、尊重教师是我们的优良传统。《礼记》云：“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也。”《吕氏春秋》提出“疾学在于”。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荀子认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提出“君师者，治之本也”“君子隆师而亲友”的主张，并将“师”与天、地、君、亲并列。韩愈针对当时社会“耻学于师”的风气，愤而给他那位“不拘于时”“六艺经传皆通习之”的李蟠写下著名的《师说》一文，论述从师的意义，大力从师而学的风气，因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授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文章得到时人柳元的高度肯定，他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重视文教是大宋的基本国策，因而必须在朝野上下读书，在这方面，天子作出榜样、率先垂范是必然的。太祖即位不久，即到国子监拜谒孔孟，并“诏加饰祠宇及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国子监开学后，太祖一再临幸，并赏赐美酒和果品。太同样。端拱元年（公元988年），他“幸国子监，谒文宣王。毕，升辇将出西门，顾见讲坐，左右言觉方聚徒讲书，上即召觉，令对御讲。觉曰：‘陛下六龙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坐。’上因降辇，令有司张帟幕，设别坐，诏觉讲《周易》之《泰卦》，从臣皆列坐”。在太看来，“降辇”是所必需的礼节，即使是对臣子，既然为师，也当以礼相待。
游酢、杨时：程门立雪感后人
不道，谈不上对教师的尊重。到了北宋，经过一代学人的呼吁和实践，师道迎来了复兴。对此南宋思想家陆九渊有论：“秦汉以来，学绝道丧，世不复有师，以至于唐，曰师曰云者，反以为笑，韩退之、柳子厚犹为之屡叹。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在师道复兴的过程中，不少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北宋众多感人的师生情谊上，欧阳修与苏轼的关系非同一般。三苏父子均师出欧公门下，而苏轼得其尤多。
天子垂范：自古帝王皆有师
李廌有多篇诗文表达对苏轼的敬仰与感激。如《上翰林眉山先生苏公》：“严凝气刚劲，謇谔性忠纯。凛凛风霜操，优优雨露仁。高才映今古，妙学洞天人。黼黻文华国，渊源德润身。”《金銮赋》中写道：“为超然之先生，冠百世而称杰。操忠而秉哲，执义而全节。文章鲜丽于古今，德行争光于日月。”这是他对品德与才华的赞美。苏轼对自己的和，李廌铭记于心，“常以为戒”“所守匹夫之志，亦未敢自变也”。
李廌与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陈师道同为“苏门六君子”，李廌年龄最小，与苏轼也相识最晚，但两人师生情谊却最为深厚，因为苏轼对李廌既有爱惜人才的勉励和，又有生活上慈父般的相助与厚爱，这一知遇之恩让李廌十分，以至于苏轼病亡后，李廌“哭之恸，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于事师之勤，渠敢以为间！’且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
“程门立雪”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主人翁是游酢和杨时。游酢字定夫，著名理学家，神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进士，哲元祐年间任太学录、太常博士。他少时就聪慧过人，读书过目成诵，深得程颐赏识，其才华又深得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赏识。熙宁五年（公元1072），游酢到京师游学，拜见程颢。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游酢与杨时到颍昌（今许昌）拜程颢为师。
奇才李公式：诗文难表知遇恩
真为表达对的，对孔子行跪拜礼。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他“幸曲阜，备礼谒文宣王庙。……初，有司定仪肃揖，帝特展拜，以表严师崇儒之意，亲制赞，刻石庙中。复幸孔林，以树拥道，降舆乘马。至文宣王墓，设奠再拜，诏追谥曰‘玄圣文宣王’”。对于自己的老师崔颐，因为年老，真让他坐下讲课，体恤至深。一生好学的仁，更是把幸国子监、拜谒孔子作为常课。经筵制度确立后，仁对经筵官十分关心，讲课结束，均安排他们休息，并发诏书定为永制。不仅如此，朝廷还要提高经筵官的地位和待遇，且有物质上的赏赐和励。对此，仁曾说：“自古帝王皆有师。今赐师儒之臣，经筵之荣事也。”
程颢和程颐兄弟同为理学家和教育家，北宋理学的实际开创者。到了南宋，其理学思想得到朱熹的继承和发展，集为大成，影响深远，世称“程朱理学”。游酢、杨时“程门立雪”的故事既体现了两位的求学心切，也体现了对老师的尊敬，所以成为千古佳话，进入了今天各种版本的小学语文课本。
仁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苏轼与父苏洵和弟苏辙一起进京应试，次年到达京师，主考官正是欧阳修，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科考中，苏轼的策论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得欧公赏识：“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放他出一头地也。”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平生以擢拔青年才俊为己任的欧公，举荐苏轼参加制科考试，因为他“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灿然，论议蜂出”。苏轼果然不负师望，成绩震动京师，除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三年后苏轼还朝，与在京师的欧公交往增多，更得。神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欧阳修居颍州，时苏轼因与王安石不合，自请出京任杭州通判。他与苏辙一起到颍州拜谒。这是苏轼与欧阳修最后一次见面，次年欧公病逝。
杨时字中立，号龟山，著名理学家、教育家，神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神、哲年间，杨时先后拜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程颢、程颐为师，对理学的发展与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同为“程门四先生”。
理学家周敦颐，继承了荀子的“贵师”思想，将师道的确立与天下之治联系在一起，在其《通书》中大力呼吁：“曷为天下善？曰师……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范仲淹同样十分重视学校和教师的作用，他认为：“学校，王政之本”“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今诸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人之道。”所以他疾呼：“师道不振，斯文消散。”
胡瑗、孙复和石介是著名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在仁年间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孙复任教于太学，深得仁礼敬。石介曾受教于范仲淹，与欧阳修为同年进士，曾任国子监直讲、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他们不仅是宋代理学，著名教育家，也是较早呼吁师道的学者。尤其是胡瑗，大力呼吁恢复重视学校教育的传统，因为学校是“之本”“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之所本者在学校”。为此他通过自己的教育实践，在重振师道、教育、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对于三人的贡献，欧阳修这样评价：“师道废久矣。自明道、景祐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复、石守道三人。”
游酢与杨时“程门立雪”的故事发生在哲元祐年间，地点在洛阳，《二程语录》和《宋史》均有记载，内容大同小异。《二程语录》中载：“游、杨初见伊川（程颐别号伊川先生——笔者注），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宋史》的记载稍微简略：“杨时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崇尚文教的宋代，视教育为致治之本，加上对科举的重视，整个社会弥漫着“郁郁乎文哉”的风气，因而师道复兴，自古以来重教的传统得到，留下了不少的记录。本文采撷北宋时期数则佳话，以飨读者。
苏轼自小就倾慕欧阳修，在其《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中曾说：“轼自龆龀，以学为嬉。童子何知，谓公我师。昼诵其文，夜之。”在颍州，苏轼与老师共游西湖，畅饮畅谈，作《陪欧阳公燕西湖》诗：“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并顽皮地“插花起舞为公寿”，让老师高兴得“公言百岁如风狂”。欧公仙逝后，苏轼悲恸至极，写下《哭欧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诗次韵》：“故人已为土，衰鬓亦惊秋。犹喜孤山下，相逢说旧游。”此后写有更多诗词序文以表达对的怀念，如“莫向百花潭上去，醉翁不见与谁春”“昔我尝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诗老诗”“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等。他的《祭欧阳文忠公文》而今读之，依然令人潸然：“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芘，朝廷无所稽疑。……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吊，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
李廌字方叔，北宋文学家。据《宋史》载，李廌“六岁而孤，能自奋立，少长，以学问称乡里”。因举进士不第，时宰相吕大防对他有“失此奇才”之叹。苏轼对他也极为赏识，《宋史》载，李廌“谒苏轼于黄州，贽文求知。轼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廌再拜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