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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 黄金券金圆券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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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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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后期中华政府为支撑其崩溃局面而发行的一种本位货币。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战争使得国民政府军费急剧增加,引起财政赤字直线上升。为了支付军费大量印刷法币。导致物价疯狂上涨,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面临崩溃,1948年通货膨胀达恶性时期,法币急剧贬值,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

  1948年8月18日,政府下令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 强制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但由于滥发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大量城市中产阶级因此破产,导致政府民心大失,成为国民党内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开打之前,也就是 1935年即进行了一次币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流通所谓法币,并同时大量增加了法币的发行额。法币从一开始发行,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国民党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按照设计,国民党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

  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国民党政府1948年8月19日以总统命令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二十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按以上要旨,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条例。

  发行金圆券的宗旨在于限制物价上涨,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应按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这一政策,使得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整个社会陷入混乱。

  1948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放弃限价政策,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提高与金圆券的兑换率。限价政策一取消,物价再度猛涨,金圆券急剧贬值。

  至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一百三十余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六万五千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一百元,到最后竟出现五十万元、一百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人民拒用金圆券。

  法币在1935年起由国民政府发行。抗战期间,由于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战后,国民党为支付与党作战的

  军费,法币的发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就通货发行额而论,战前只不过14亿元。1947年初,法币发行总额为3万5千亿,至7月增至10万亿以上。在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下,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曾经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获利。

  宋子文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但因为法币发行量仍在增加而没有成果。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同时,蒋介石安排原财政部长、原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亦拟定关于币制改革的方案。俞鸿钧组织的中央银行专家为主的起草班子,认为法币不作根本性改革还可以维持一定时限的局面,如从根本上改革,那就会垮得更快。

  俞鸿钧班子拟定的方案主要着眼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改善,建议仿照1937年用关金征收关税的办法,所有纳税款和外贸结汇均使用这种特殊货币,而不致随法币一起贬值,这样可使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0%多增加到40%或50%。但蒋介石对此并不满意,认为不能收集举国的金、银、外汇民间储备应付现实的困难局面。

  1948年7月29日,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谓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会上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长王世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表示同意。

  这次币制改革是在极秘密情况下进行,除与会人员外,蒋介石只找了前中国银行总经理、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另外由翁文灏在改革实施前几天,通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召开中央会议,通过由翁文灏、王云五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当晚即由蒋介石以总

  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作出全国广播,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内容为: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金圆券一元折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劵三十万元。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

  全国物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金圆券的发行。其中,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枢,由蒋经国为副督导,实际掌握上海的经济情况。

  金圆券发行的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意,也将部分资产兑成金圆券。在上海,蒋经国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以至枪毙,以作杀一儆百。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积罪入狱。蒋经国在上海严厉“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对金圆券的信心。

  以行政手段强迫冻结物价,造成的结果是市场上有价无市。商人面对亏本的买卖,想尽方法保有货物,等待机会再图出售,市场上交易大幅减少,仅有的交易大都转往黑市进行。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后来也遇上阻力。蒋经国查封的其中一家公司为

  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所有。蒋经国因宋美龄的压力放人,本人亦因此事辞职求去。物价管制最终失败,在11月1日全面撤销。翁内阁亦在11月3日辞职。

  金圆券政策失败的最致命处是发行限额没有得到严守。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主要以发行钞票填补,国民党曾希望得到的美国援助却从来没有落实。金圆券发行一个月后,至9月底已发行到12亿元,至11月9日增加到19亿元,接近初订上限之数。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圆券发行法,取消金圆券发行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但兑换额由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贬值五倍,降至1美金兑20金圆券。

  自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当1948年底开始准许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时,全国各地立即出现数以十万计抢兑人潮。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至1949年4月时增至5万亿;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比十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二十四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面值一百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

  至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要4亿多金圆券。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由于贬值太快,早上的物价到了晚上就已大幅改变。市民及商人为避免损失都不想持有钞票(金圆券),交易后或发薪后所取得的金圆券,皆尽快将其换成外币或实物,或干脆拒收金圆券。

  1949年4、5月,南京、上海相继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人民政府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率,收回后销毁。

  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后曾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其价值已形同废纸,1949年7月3日,广州政府宣布停止发行金圆券,改以银圆券取代,结束了金圆券的历史。

  当时,省政府奉命依金圆券发行准备移交保管办法,将台糖公司总资产1亿2千万美元,划拨4,300万元,将造纸总资产2,500万美元,划拨800万元,使进一步被卷入中国恶化的经济情势中。当时金圆券一元兑换台币1,835元也明显高估,中国流入套汇的活动,使面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压力,经济情况更趋恶化。

  1948年8月20日,北京大学秘书处通知全体教职员,北大遵照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即日起,会计出纳一律以金圆券为单位。又,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自1948年8月份起,公教人员薪给一律改发金圆券。

  此后物价飞涨。10月17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学生自治会16日上书训导长,因公费“不足维持最低之伙食”,要求“公费全部配给面粉,副食费亦按官价配售。”

  10月23日,北大秘书处通告:“查公教人员9月份配备面粉,该校业向平市配委会借到每人半袋(22斤)。定于25日至下月5日配发,请携私章、面袋一个、手续费、运费、出库费等共金圆3角,至庶务课领取。”

  10月25日,北京大学教授发表《停教宣言》:我们每月收入不过维持几天的生活……难于安心工作”。“政府对于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起,忍痛停教三日,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

  同日致函胡适校长“要求学校在1周内借支薪津二个月,以免冻馁。”在宣言上签名的有82人。北平各院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支援师长停教宣言》。

  同日,教育部代电:奉行政院核定,学术研究补助费,自本年7月份教授每月法币500万元,副教授400万元,讲师300万元。助教200万元。自8月份起改发金圆券,教授每月20元,副教授15元,讲师10元,助教5元。

  10月27日,教育部代电:各校教授电请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并增加学术研究补助费为金圆券100元。行政院1948年10月11日指令均应从缓议。同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也发表《停教宣言》:“币制改革以来,物价上涨10倍。而我们的薪给被冻结着,……我们和我们的眷属为饥寒所迫,不得日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进行借贷,以维持生计,谨此宣言。”

  11月1日,北京大学沙滩四院的自费和半公费学生致校长函:“四院冷清清的整个在饥饿中,一天每人吃到3/10两油,一餐每人吃三块丝糕以及十几块苦味的萝卜。下月预算说:除2/3袋面粉(30斤)外,还要40多金圆券。面粉何日运来还遥遥无期,至于40多金圆券,那也更不是我们所能负担的。我们吃不饱饭,不能安心上课。万不得已,请校长立即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要求是:(一)给我们特种救济金,与全公费待遇相同。(二)特种救济金教育部未答复前,请学校暂垫。”

  11月21日,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致胡适函:“同人们真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请校长向政府据理力争,从11月份起按实际物价指数发薪,以维持低到无可再低的生活。还请求学校设法立即每人借薪一月,分期扣还,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11月22日,胡适为职员生活问题致函教育部,提出:教职工役等自改行金圆券后,物价又复上涨,员工实感不支,请设法予以调整。

  这时,解放军已重重包围文化古城北平市区,国民党政府妄图将一些知名教授学者送至南京。12月11日,教育部长陈雪屏自南京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发来电报,嘱立即组织第一项名单所列各院校有地位之教授、中研院院士、各院校馆行政负责人先走(去南京)。其中特别提出:“适师及师母必须先行,无论空军专机或航机先到,立即动身。”其余“一俟场可着陆,即派机来迎。”“大抵每机可坐40人,拟用四机分两批”,何人先走,“排定次序,秘密通知,立即出发。”

  12月14日,北大校长胡适汤用彤教授、郑天挺秘书长留下便条:“今日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

  金圆券的快速贬值及造成的恶性通胀,源自政府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国民党政府无视于财力的限制,继续维持战事。政府赤

  字以印钞票支付,造成急剧的通胀。政府既不能自控通货的发行,只试图以违反市场规律的行政命令去维持物价和币值,最终引致金融混乱,市场崩溃。

  受金圆券风暴影响最大的,是城市内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没有大资本家的财力和资源去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亦不如乡间农民或无产阶级的无产可贬。在金圆券发行初期,他们或、或出于信任政府,将累积所得的财产换成金圆券,在恶性通胀中所承受的损失最大,部分人因而变成一无所有。

  国民党政府虽然因金圆券发行,搜得民间的数亿美元金银外汇,却失去了国内本来最应倾向于他们的阶层:城市人民的信任与支持。1948年中,国民党在军事上已节节失利,金圆券风暴令国民党在半壁江山内仅余的民心、士气亦丧失殆尽。是造成整个国民党政权在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

  意外的是,这批黄金启运后第三日,《申报》就登出了简讯“谓某夜中国银行曾运出物资若干箱云云”。 消息源头是英国记者乔治·维恩发表于《字林西报》的报道。该报办公地点就在紧邻中国银行的上海和平饭店楼上,200万两黄金秘密装船启运当晚,乔治·维恩从办公室窗户目睹了全过程。联想到徐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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